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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拓独自一人从贫脊的黄土农村中走来，却在蕉风椰雨的国度中培育了一代文化人。他从军征战十年，把枪械放下后，提起笔杆经营文化，用毛笔书写了飘浮流连的一生。他离开了他永远怀念的故土，但是故土的乡音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。他告别了童年，然而其赤子之心却一直影形不离。故国回首，原来异乡即故乡。吊诡的是，他扎根落叶的南洋、居住三分之二辈子的国度，似乎还是把他视为异乡人。姚拓即使胸襟毫无尘埃，难道这路途之曲折遥远不曾令他丧志？但是对一位经历了无数波折的拓荒人来说，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往前行走，偶尔回望，重拾起记忆，永远享受孤单，但是交友无数，直到生死轮回，其身后事之永恒，就如文化之永恒、文学之永恒。
姚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有为之人。对吾辈而言，他有所经营的《学生周报》和《蕉风》，大而化之，为年轻学子思路指出正途，培养正面兴趣，引导文艺教育，提拔后辈书写人，且不吝赐教。在文化缺席、文学缺货的年代，《学生周报》代表着真诚与善良；而《蕉风》所刊登的作品，即是最高标准的文学作品了。不管是现实还是现代，好的文学作品是不计较派别的。潜移默化的过程与成果无法量化，中华文化之传承、文学思潮之开拓，经出版事业之长期经营而成就。姚拓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历史地位即在此。
先生品德高尚且有学识，相处者受到熏陶。他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如浴春风的感觉。中学时代，有机会听他到来学校演讲，一口河南口音，即使十字只听懂四字，仍然感觉到他的诚意十足。我第一次听到中原土音，感觉新奇。他说，杜甫的口音就是如此，令人莞尔。先生和我交情不深，但是在有限的交往里，我却得益匪浅。７０年代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这种眼神》交给学报出版，他竟然认真校对，指出了许多错别字，但是娓娓道来，徐徐劝导，毫无严词。后来我又有《刻背》诗集印刷，我洋洋自得以自己书写毛笔字刻背作为封面，他看到了直说“不可!”然后说了一番书法之神圣崇高不可随意冒犯的话。我对书法的认识和敬畏，是从那一刻开始，至今斯言仍然如狮子吼，思之冷水浇背。１９８５年我向他求字，他写了王维的《酬张少府》给我：“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” 诗佛意境高远，似乎表达了他当年的心境。他的行书和人一样一片天机，端是“胸襟潇洒墨花飞”矣。
姚拓先生八十八高龄而逝，不为屈寿，应华人习俗而言，此数乃大吉。晚年虽消瘦，但仍然澄净秀雅，不减壮年乡意豪情。沉郁的眼神里仍见炯光。他一生功业在于文化，而文化功业则在于文学。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幸，受其文化的文学，又获其文学的文化。姚先生本名天平，平天下之意。后改名为拓，拓荒之意。后者更能概括他的一生。百年披荆，拓荒者已去，小子痛极生思。
